【2020遴选政策理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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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深圳创新环境的四个最优与四个加强

　　深圳是涌现出一批以华为、腾讯为代表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城市。促使深圳成为“创新之城”的原因是深圳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制度。在创新环境方面，深圳做到了四个“最优”。

　　资源配置效率“最优”。深圳几乎没有“体制”内外的差异，能够找到的科技资源都被使用到了极限。

　　科技成果转化“最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中科院深圳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通过完全的市场化运作，很好地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其“四不像”(不像大学、不像科研院所、不像企业、不像事业单位)的运作模式成为国内新型研发机构学习的典范。

　　资金支持力度“最优”。深圳集聚了大量活跃的创业投资资本，并依托新型研发机构打造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

　　科技创新环境“最优”。通过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法制环境建设、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下功夫，深圳政府依法行政，充当好“联络人”“保姆”角色，帮助科技创新企业扩展海外市场、对接科研院所、修建人才公寓等，真正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建设先行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深圳还需要在四个方面加强。

　　加强全球科技资源的配置能力。深圳要加快培育一批面向全球的技术转移服务中介，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吸引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平台与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的聚集。“以智引智”，，充分发挥全球顶尖科学家及其创新团队在深圳落户后的“筑巢引凤”效应。

　　加强离岸创新创业。深圳拥有优良的产业配套资源和创新创业土壤，拥有“河套港深创新科技园”、前海港澳青年创业工场、大量的高科技孵化器等创新平台。《意见》提出，“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国际人才在深圳创办科技型企业、担任科研机构法人代表”。这为港澳青年以及世界各地的高技术创业者开展离岸创新创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深圳示范区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

　　加强优质生活圈建设。国际创新人才的流动越来越看重城市整体舒适物品的供给质量。城市舒适物品具体包括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质量、电力供应、互联网通讯、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剧院、体育馆、电视节目、医疗服务、学校、垃圾处理与城市干净文明程度、公共交通、住房等公共物品或福利保障设施，以及美食、食品安全、政府公共服务、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一个城市的国际高端人才吸引力产生重要影响。

　　四、授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圳既是经济特区，又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河套港深创新科技园”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重要节点。

　　《意见》从法治、改革综合授权、产业监管体制机制、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关键领域授予深圳先行示范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拥有立法权，这是在探索法律制度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意见》还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实践创新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这是对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法律制定授权。从各地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实践看，许多重大的制度创新难以突破，制度创新推进慢、制度创新碎片化，就是受制于现有的一些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允许深圳根据新的实践需要作变通规定，将极大地促进深圳示范区按照“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全面探索制度创新的自主性，以更快速度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意见》支持深圳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清单式批量授权将突破现有的“一事一议”、上下多次来回协商制度与政策创新模式，便于制度创新的联动性、集成性。

　　在社会治理领域，《意见》提出深圳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完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这些作为前沿性、超前性的改革任务，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制度探索。

　　在新兴产业监管领域，《意见》提出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所谓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是指对待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允许先行先试，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负面影响采取包容态度，政府监管部门可通过信息透明来减轻新生事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通过深化改革突破现有的制度藩篱为新产品新业态获取合法性。包容审慎监管也包括针对新兴产业业态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制定的“三通”，即联通、贯通和融通。其实质是要最大限度保护创新、鼓励创新，是从治理机制上真正落实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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