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帽子五连(2)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吕器……，这些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中还充满着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石景芳同志是无棣人，是把我引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杜子孚是宁津后郑村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1938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冀鲁边区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大马家庄突围战斗

　　1943年初，日军为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加强了对津浦铁路沿线的“扫荡”。我们原来挖掘的交通沟大部分都被敌填平。日军除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外，又实行了所谓“囚笼战术”。敌强征数十万民夫挖沟筑路，在要地设据点，企图以铁路为轴，以公路为链，以横沟为笼，以碉堡为锁，妄图将我抗日军民分别锁在“囚笼”里，发挥其机动性快的优势，在“笼子”里搜索、“清剿”，最终消灭我们，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

　　1942年9月后，冀鲁边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我所在的第一分区地域内，日伪在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挖了界沟，据点岗楼林立，横沟、公路纵横。边区17个县建起了据点456个，平均10个村庄就设有一个敌据点。这些地方共驻有日军3600余人，伪军两万人，顽军近1.5万人以上，超过我边区部队5倍。边区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过一半，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都困难。敌伪对我反复“扫荡”“清剿”，几乎无日不听到枪声，无日不发生战斗，边区机关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边区已完全陷入被敌军“分割”、包围、“封锁”态势，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日军实行“囚笼战术”，频繁“扫荡”，原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根据地都变成了游击区甚至是敌占区，迫使我第一分区部队在所属的沧、南、盐、青、宁、吴、东地区暂时无法活动。

　　1943年六七月份，据内线得知：日伪军集中重兵，准备“扫荡”我东光、南皮、宁津，对我第一分区部队进行“合围”。分区傅继泽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这些情况，为避敌锋芒，分区决定跳出合围圈，冲出敌设下的“笼子”。于是傅司令员带领机关和我们“铁帽子五连”，准备转移到第三分区乐陵县大马家庄一带活动。我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走了几十里地，转到了乐陵县的大马家村，谁知还是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天拂晓，侦察员突然发现，东面和北面有日伪军向我“合围”。傅司令员立即命令我率五连速向西北突围。我们前进了五六百米，因敌火力太猛，突不出去。傅司令员又令我向南突围，敌人火力更猛，还是突不出去。

　　我向司令员建议“向西突围!”

　　傅司令员说：“西边有横沟、敌人的岗楼啊?”

　　我说：“正是有横沟、岗楼，敌在这个方向不会有重兵，现也没发现有大的敌情。”

　　司令员思考片刻说：“可以。”

　　“首长你带机关一、三排部队先走，我来断后！”我对傅司令员说完，立即命令一排长带两个班，每个战士带上锹，赶快顺沟挖台阶。当时敌人强挖的这些横沟都有好几丈深。台阶挖出来后，先让傅司令员和分区司令部机关爬过横沟向西突围，我带二排断后掩护。当部队突到村外我刚爬出横沟时，日军骑兵快速从两侧向我们展开了夹击，距我们只有三四百米，我们待敌接近到百余米时，当即用密集的火力迎头打击敌人，，好不容易撕开一个口子，形成了我军在中间向前突，敌人马队在两侧穷追不舍的局面。只见日军骑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马刀，像狼一般的嚎叫，强行从我们的两侧向前冲，我立即判断敌企图抢到前头拦截我们的退路。这时我见敌先头马队已与我平行，有的已超越，我急忙命令部队就地两面展开阻击，集中火力射击马匹，枪响马倒，只见到马背上的敌骑兵纷纷摔了下来，有的连滚带爬往回逃，有的摔下后就不能动弹。乘敌混乱之际，我命令部队迅速后撤。就这样边走边打，敌追我挡，几个回合后，身边有许多战友倒下了。这时我发现身后的日军骑兵也不像开始那样猖狂，而是在我们后面约三四百米距离尾随跟进，我快他也快，我阻他向后撤一段距离，当我一撤又穷追不舍，始终与我们后卫保持接触。这是敌人想慢慢地消耗我们的体力，达到拖垮、消灭我们的目的。说实在的，这时我们也感到精疲力竭，如果说“两条腿”的人与“四条腿”畜牲，在进行体力、速度与耐力竞赛，谁优谁劣不言而喻。但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就这样边突边打，边打边突，敌我双方在运动中对峙了50多里。这是敌我双方意志力的角逐，最终以我们拼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日军的骑兵，当我看到日军骑兵的马都渐渐跑不动累倒在地时，就感到有生机了，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战斗从拂晓进行到当日下午5点多钟，这时我们撤到了一个小村庄，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部队是又累又饿又渴，见到老百姓的洗衣水趴下就喝，我也不例外。原本想日军狂追了一天也累得够呛，在黄昏前就可能撤出战斗，没想到这时日军骑兵又追上来了。我便向傅司令员建议：“这样跑下去不行，这个村庄是敌人必经之路，我带部分兵力依托村庄吸引和挡住敌人，争取时间，掩护首长机关先转移。”司令员和政委商量后，同意我的建议，令我带三排占据村庄，阻击和吸引敌人。由一、二排掩护机关转移。傅司令员临走时对我说“宗凯，你顶到天黑后，如能突围出来，就到二分区找我。”首长和机关走后，我带三排迅速占领村庄中间通路两侧的建筑物，在兵力部署上尽可能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式，引敌上钩。很快日军骑兵约百余人就包围了村子，当敌骑兵下马徒步从东向西，沿村中道路搜索前进时，遭到我沿路两侧火力突然打击，十几个鬼子当场毙命，剩下的逃到村东头。顿时，村庄四周枪声大作，日军开始多点攻击，敌众我寡，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我们依托村庄院落与敌展开了逐房争夺，先后打退敌七八次冲锋，死死地拖住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我率领的第三排原有42人，这时也伤亡严重，所剩无几，在战斗中我左手中弹负伤。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第四次负伤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日军也暂时停止进攻，我决定利用夜间突围。首先清点人员，这时加上负轻伤的人员，尚能行动的还有18人。我决心集中现有兵力从一个口子打出去。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考虑不能过早暴露我军突出去后的行动方向，首先从西南突出去，而后再向西。我下定决心后，命令大家立即行动做突围前的准备。当时最困难的是要把受重伤的战士隐藏起来，这时卫生员跑到我面前说：“连长你快去看看……”我急忙走到靠村东头的一座院子内，发现几个战士正围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绰号叫“坚决抗”的战士腿被打断了，他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把他藏起来。他见我来了，对我说：“连长，你快带队伍走吧!给我4颗手榴弹。”

　　我说：“你要干什么?想自杀啊?”

　　“坚决抗”说：“不是，我掩护你们撤退，鬼子上来我就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说：“不行，我带你走!”

　　“坚决抗”说：“我双腿都断了，确实走不了啦。”

　　我说：“把你藏在柴垛里去!”

　　“我动不了啦! ”“坚决抗”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连长，你和同志们快点走吧!”

　　这时，只见担任警戒的七班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连长，快行动吧，鬼子又要进攻了！”“坚决抗”一听，一把拉住我的右手说：“连长，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连累大家伙儿，你们突出去后记着给我报仇！”看着他那恳切的神情，我痛苦地咬了咬牙答应了他。多么伟大的战士啊！我现在已记不起他的真名实姓了，只记得他当时35岁，是沧县人，家里很穷，靠卖包子为生，父亲去世的早，有个母亲，他是个孝子。参军时问他姓名，他答“坚决抗”，就是要坚决抗日，从此同志们都这样叫他，真名反而叫得不多了。

　　告别了“坚决抗”后，我去检查突围前的准备工作，这时我负伤的手疼得不行，身边卫生员见我疼得头上直冒汗，指着我负伤的手对我说: “连长，咱们连跑带打一天了，你伤成这样也跑不动了啊。”卫生员见我投过询问的眼光，建议道：“我给你抽口烟吧。”那时我们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及时的诊治，疼得不行时，就用从地主老财那里得来的白面(海洛因)这些东西对付救急。当时我急忙吸了一口卫生员给的白面，伤痛马上减轻了，人的脚步也感轻快起来。

　　简短的准备之后，我确定了方位一挥手低声对身后的战士说“开始突围！”刚到村南头，正好与企图偷袭我们的鬼子遭遇了，这又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可能是敌人以为我们连跑带打搞了一天，早已疲惫不堪，想乘机偷袭，没想到我们已由防御转为进攻突围，一下子让我们打得敌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我们很快就从村西南突了出来。

　　敌人发现我突出来的人不多，认为我军大部队还在村子里，只是让一部骑兵对我们死追烂打，但在夜间骑兵的作用就不明显了。我们利用黑夜，很快摆脱这股敌人。在我们向西的路途中，又几次与“扫荡”的敌军相遇，而我们不甘心束手被擒，革命战士视死如归，何曾怕死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用刺刀、手榴弹杀出一条又一条血路，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这时我身边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向西走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时分，终于到了第二分区，见到了傅司令员和二分区龙书金司令员。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天，整整一昼夜，靠死打硬拼杀出了一条生路，可是在突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战友倒了下去啊！此战，我连损失惨重，死伤60多人。事后查明，“坚决抗”同志确实拉响了4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后被一分区追授为“英勇模范战士”光荣称号。我也受到军分区通令嘉奖。

　　大桑树村是乐陵北侧靠近县城的一个大村庄，位于鬲津河南岸，村北有一条东西长约几十里的宽阔树林。桑树、杨树、榆树、柳树、梨树、杏树……杂生的树木长得十分稠密，宛如给鬲津河镶上了一条绿色的缎带。这里是边区境内最大的林区，它北依庆云、盐山，东临无棣、阳信，西接宁津、吴桥，是党最早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地点之一，是冀鲁边根据地的中心根据地，军政军民关系好，群众觉悟高。

　　1938年夏，肖华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和训练队，挺进冀鲁边区时的司令部曾设在乐陵县城。这是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和三分区机关所在地，情况紧急时，一分区也进入该地区活动。一时间这里便成了我军抗日指挥中心。由于这一带党的建设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树林又密，小股敌人根本不敢来，所以在各地的环境日益恶化之后，这里就成了各级抗日政府和县区武装的主要活动区之一。

　　1943年，由于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颓势日显。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和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对津浦铁路仍然把守得很紧，不时抽调各据点兵力进行“扫荡”。冀鲁边区针对这一形势，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主力扩大活动范围，来个主动“换防”，威胁敌人后方。你到我的地面，我就去你的地盘；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军就到敌占区，瞅准机会，集中兵力搞掉敌人的据点。对日伪军的“清剿”“扫荡”，有时也抓住有利时机给予坚决有力反击。因此，日军把这个地区作为重点“清剿”“扫荡”地区。1943年2月14日，也就是铁家营战斗后的第十一天，日军又抽调了天津、沧州、德州等地的日伪军近万人，对大桑树村一带进行“拉网扫荡”。

　　当天拂晓，我十六团宿营在大桑树的干部战士还在睡梦中，便听到远处响起了枪声。敌人又开始“扫荡”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分多路向我们合围。当时我率五连随教导第六旅黄骅副旅长一起行动。情况危急，黄副旅长命令部队说：“五连跟我向西北突围，其余的部队立即各自选择自己的突围方向进行突围！”听了黄骅副旅长的命令，我连火速离开驻地，跟着他往西北方向的东光和南皮突围。我带着一个排在后面断后。走出了七八里路，浓浓的晨雾只能看出十余米，突然在前面沟梁上隐隐约约看到迎面来了一批人马，黑压压地堵住去路。只听黄骅副旅长下命令道：“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我一听马上领会了黄骅副旅长的意图，忙赶到队伍前面，我又重复了黄副旅长的指示：“把铁帽子戴上，大盖枪上刺刀！”看见人群的两边有带枪的汉奸伪军，他们端着刺刀逼迫许多群众列成横队迎面向我们压过来。这是日军在“拉网扫荡”中玩耍的卑鄙毒辣的花招：用抓来的群众在正面虚张声势，阻挡八路军突围部队，日军则埋伏在两侧的道沟中。如果突围部队看不清，被正面的情况迷惑，拐弯向两侧转移突围，就会钻进日军的埋伏圈，遭到毒手。我轻声提醒战士们沉住气，不要慌，等接近敌人再说。黄副旅长毫无畏惧地带着队伍一直往前走。伪军远远看见五连这一身“皇军”打扮，误认为是“太君”走过来了，赶紧向两边闪开，让出路来。在距对方十多米时，指导员许子祯带着一个排猛地端枪冲到敌人面前，大喝道：“我们是八路军！是铁帽子五连！缴枪不杀！”大多数伪军一听“铁帽子五连”就给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纷纷投降，有的嘴里嘟囔着说：“久闻大名，我们投降……”但有那么四五个汉奸企图顽抗，我和几个战士冲了过去，当场就用刺刀把他们给制服了，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被解救的群众目睹了这一幕，是又惊又喜。黄骅副旅长对逃难的群众说：“乡亲们，敌人又在大‘扫荡’了，这里现在很危险，你们快散开回家吧！”

　　在不远处两侧道沟埋伏的日军，在晨雾中不便观察，也没弄清怎么回事。所以看到我们押着伪军一路向西北而行，也没有行动。大概还在做等八路军上当的美梦呢。我们已顺利地从西北方向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时在大桑树村除了我们“铁帽子五连”外，还有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六连两个排、三营八连、庆云县独立营一个连和两个区中队。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遭敌“合围”。面对众多之敌，我四个连和两个区队全体指战员毫无畏惧，大家同仇敌忾，向敌人猛冲，拼死突围，杀伤大量敌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除极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同志都英勇牺牲。他们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铁帽子五连”从抗战初期组建以来，一直坚持在冀鲁边区与日伪军作战，善打硬仗、恶仗，不怕流血牺牲，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和中国人的骨气，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在当时来讲，要对付日伪军的“清剿”“扫荡”，情况是很复杂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只有“铁帽子五连”一个连队随一分区一起活动，有时也跟冀鲁边区军区首长活动。我先后多次率五连跟随军区周贯五政委、黄骅副司令员和一军分区的傅继泽司令员、陈德政委及三分区的黄荣海副司令员等首长一起行动。数不清与日伪军发生过多少次战斗，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两三次，连续几天与敌周旋作战，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首长的指挥下，我们的连队越打越强，培养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既靠勇、又靠谋，打不垮、拖不烂的战斗精神。这个连队在以后的战斗中一直是战斗力极强、敢打硬拼的部队。

　　不仅在抗战时期，就是以后进军东北，从松花江到海南岛的千里征战中，这个连队都是赫赫有名的英雄连队。据我的回忆，冀鲁边区第十六团的部队，历经我军体制的多次调整与整编，在解放战争初期整编的情况是：该团的第一营一、二连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第三八三团一营；第四连编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七团一、五连；第二营第五、六连编为一二九师三八五团二营四、五连；三营编入一二九师三八五团三营。1952年10月，根据军委命令第一二九师师部归中南海军建制，改为中南海军西营基地。第四十四军的一三二师部和第三九四团、三九五团编入第四十三军建制后，一二九师第三八五团编入第一三二师，后改编为该师第三九六团。该师的第三八六团、三八七团改成海南军区海防守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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