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发 [2021] 012093882号 移动版
“端起三八枪,刺刀闪寒光。带上铁帽子,叫敌把命丧。英雄的铁五连,是冀鲁边的好儿男,坚持在边区,战斗在平原……”这首当年歌颂“铁帽子五连”的歌词,使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在五连的日日夜夜。
所谓“铁帽子”是指日军的钢盔。整个连队全部是用缴获日军武器装备起来,人人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枪,身着日军军服,不管何时都保持战斗人员150人以上。与日军的区别只是在臂章上订有“八路”字样的符号。所以群众都誉称他们为“铁帽子五连”。连队有轻机枪4挺,其中日式歪把子机枪两挺,有一挺是当时日军最新装备,也是我冀鲁边区唯一的一挺可一次装弹50发的新式轻机枪。这个英雄的连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日伪军对这支“假鬼子真八路”连队谈虎色变。1941年被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称号。这是抗战中冀鲁边军区部队唯一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英雄的部队都有光荣的历史。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河北省沧县仉小庄(今属盐山县),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仉鸿印,他在原来的护乡民团的基础上,于1937年组建了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同年底,这支地方武装在盐山县杨小营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三十一支队”,编为二十路军,仉鸿印任指挥。到1938年7月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下属的津南支队,这时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到该部队开展工作,八路军永兴支队政委李宽和同志调任该支队政委。1939年冀鲁边区第十六团二营,被肖华带到山东开创新的根据地后,该支队4个连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四、五、六连。仉鸿印任第二营营长,后调任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第五连的第一任连长周永贵,是位老红军,在边区抗战中牺牲。第二任连长郝延良,也是位老红军,随一一五师东进纵队到冀鲁边区后,战斗了整整8年。后来随部队进军东北任十七师五团第二营营长,不幸于1947年在吉林万金台战斗中牺牲。第三任连长刘文杰,在1941年的一次战斗中失踪。第四任连长周连芳,任职不到半年就调到教导六旅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我是在1942年初春时调任“铁帽子五连”任第五任连长。
这个连队是我军在冀鲁边区主力部队中的主力,战斗力特别强,使日寇伪军闻风丧胆。抗战中与敌百余次交手,以及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最后到解放海南战役,从来都是打得坚决勇敢。如:1946年我军在攻打长春飞机场战斗中,该连担任攻打朱家窝棚据点,干部身先士卒,勇猛冲过400米开阔地,发起冲锋,仅一个小时,迅速占领朱家窝棚。战后有15名干部战士被评为“战斗英雄”。师授予“英雄连”奖旗一面。1947年在著名的四平攻坚战中,该连曾担任攻击设有强固工事的大白楼据点。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每栋楼房、每个碉堡都要靠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夺取,每前进一步,都要反复争夺,白刃格斗,双方伤亡很大,全连人员伤亡过半,战后获师授予“冲杀决胜”奖旗一面。再如: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辽沈战役中历家窝棚阻击战中,“铁帽子五连”(已改称第四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二团二营五连)在历家窝棚担任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的退路,夹击国民党新六军的任务。由于五连灵活勇敢,抢先占领了历家车站制高点有利地形,截断了敌沿公路和铁路撤退的道路,给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创造了条件,得到上级表彰。战后荣获“英勇顽强”奖旗一面。还如:在渡海解放海南岛战役中,“铁帽子五连”和“模范连队”第八连并肩向海南岛西部重要港口北黎、八所追击前进,敌防线一层层被突破,敌人一股股被击溃。五连“以乱对乱”,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战斗英雄陈吉林英勇牺牲。战后“铁帽子五连”荣获集体记一大功,并授予“英雄顽强”锦旗一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赫赫有名的“铁帽子五连”身经百战,始终保持着英雄连队的本色。海南岛解放后,部队进行整编时,“铁帽子五连”编为第一三二师三八五团(后又改为三九六团)二营五连。现整编为一三二旅四营十一连,驻海南屯昌。原冀鲁边军区授予的“铁帽子五连”光荣旗帜,仍挂在十一连荣誉室的墙上。
实事求是说,我的前任为建设这个连队做出很大的贡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冀鲁边军区及第一、三分区、第十六团首长对这个连队也是十分重视,从人员到装备都给予了特别关怀和支持。1942年,我任连长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我军实力,冀鲁边区的部队大部分都调到清河军区垦区保存休整,以避敌“扫荡”锋芒。冀鲁边区一分区就留下“铁帽子五连”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抗战期间我率领这个连队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经历过许多战斗,例如乐陵大桑树突围战,遭日伪军10000多人合围,为了掩护主力,我十六团两个连,县政府地方部队两个连、两个区中队,我带五连和黄副旅长向西北突围,其余自行突围。突围部队面对众多之敌,毫无畏惧,同仇敌忾,拼死突围,除五连和少数部队完整突出来外,其余大部同志英勇牺牲。又如大马家被敌包围从早上5点多钟打到晚上9点多,才突出重围,伤亡60多人,将近连队的一半。这个时期正是敌人反复“扫荡”,冈村宁次的“囚笼”战术,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一二次,连续多天与敌周旋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残酷难忘的战斗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1982年,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周贯五老首长到广州来冬休,我陪他到了珠海、深圳、肇庆等地参观半个多月。闲时,一起聊起了抗战时期的往事,周政委说:“宗凯呀,在冀鲁边区那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四柳林战斗和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一听心想:是呀!那正是我带着“铁帽子五连”跟着周政委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实在那个黑暗血腥的年月里,冀鲁边区有哪个地区没有遭到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有哪个村庄没有被焚烧啊!日军妄图以此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挫败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意志,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仅在1941年年底,日军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了8000人左右的兵力,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到了1942年5月后,敌人对边区的“扫荡”更加频繁疯狂,经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击、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1942年5月中旬,敌酋冈村宁次在组织实施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后,飞抵德州坐镇。为了配合其主要方向作战,调动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两万多兵力,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配以大批伪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对冀鲁边区开始了残酷大“扫荡”。日军以东光县、南皮县、沧州以南地域为重点,采取以多路奔袭、“铁壁合围”“拉网包围”及“远距离奔袭”的新战术,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达到摧毁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目的。开始我军还不能及时适应敌采取的新战法,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5月26日拂晓后,敌对我一地委一专署包围圈基本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就像是一群发狂的野兽,制造了一幕幕惨剧。冀鲁边区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65天之多。
我们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1942年6月18日,日伪军“扫荡”的合围圈是以东光县大小单、四柳林(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宫家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方圆70余里。不幸的是,我边区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警卫连于18日下午转移到四柳林一带,机关就驻在大单村。傍晚,地委青教会同鬲津县青年连、鬲津县一连也转移到宫家柳林小单家村。同时还有从冀中突围到我边区的冀中原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同志带领的冀中军区参观团和后勤人员,武装宣传队及冀中军区八分区教导队、第二十三团零星人员共计百余人也同时转移到这里。万万没想到,上述机关和部队约500余人全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反“扫荡”战斗开始后,我率领“铁帽子五连”跟着冀鲁边区周贯五政委行动,但与边区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斗争十分残酷,边区和分区以上的领导和机关,都是分开活动,防止被敌一网打尽,通常是一位首长带一支小分队在自己区域内活动。我这个连就跟随周政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这段时间为了找到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周政委带着我们沿山东乐陵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6月19日凌晨,我们到了东光县边境的刘宅一带,突然从东光那边传来了枪炮声,周政委侧耳听了听立即对我说:“郭连长,估计这股敌人不少,赶快命令部队退出刘宅。”部队按周政委的指示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6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早饭,担任警戒的带班班长跑进来悄悄地向我报告:“连长!村外发现敌人!”我马上报告周政委。周政委带着我疾步走出去一看,好家伙!来的敌人真不少,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只见村外远处的道沟里和田野上,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耳间隐约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和远处传来不断射击的枪炮声……嘈杂地混在一起。但敌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占据的小村庄,而是急匆匆地向西行进,可以说是与我们擦身而过。当时周政委和我置身于村内的一座房顶上瞭望平原,远处这些情况一目了然。
周政委对我说:“郭连长!好险哪!这次‘扫荡’敌人来的真不少,他们这都是向哪儿去?”
我说:“首长,这股敌人不是冲我们来的,我们的位置在敌人的包围圈外,距离敌人的包围圈还有两里地呢!我判断敌人是向四柳林方向运动。”
日军“扫荡”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是有其特点的,先头突击部队是直奔合击目标,不在合围圈里的目标,根本不管,而是由后续部队来“清剿”。于是周政委命令部队马上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在转移的途中,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据我的战斗经验这是日军形成合围后,开始向合围点实施进攻,与我军交上火了。
“郭连长!坏了!一地委、一专署肯定是被敌人合围进去了……”周政委忧心忡忡地望着西边说。我在旁边看着首长愁得不得了,那时他是冀鲁边军区的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下午,西边的路上奔走着一群群逃难出来的群众,有大爷大娘,也有妇女小孩,都背着包袱衣物,哭哭啼啼。有几个妇女一见到我们,便边哭边诉说:亲人被鬼子、汉奸杀害了,房子被烧了,猪牛被抢了,遍野里尽是鬼子汉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我看着周政委心情沉重得像块铅似的,眼望着西边被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渐渐稀疏的枪炮声和不时传来的嘶杀声,真为一地委、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焦急啊!当时我真想带着部队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拼了!和被围的同志们一起战斗,帮他们突出包围圈。但是理智又告诉我,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
黄昏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从冀中突围过来的专署地委机关、部队全被敌人包围在四柳林、大小单家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文救会主任吕器等30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特别是从冀中突围来到边区的同志,又重陷敌人的包围圈,英勇地牺牲了。这真是前所未遇的、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我看着周政委悲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事后我们得知的情况是:6月18日夜间,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刘夫青据点的日军已经出动,从穆庄奔刘大瓮村而来。但就如何对付敌人的这次合围,专署和地委领导意见有分歧。有的认为这一带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加之敌强我弱,应该化整为零,分股突围为好;有的则认为这一带北有大洼,南有鬲津河,交通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况且我军对这一带地理情况熟悉,加之群众基础好,能打就打,不能打可转移。两种意见一直没能统一起来,所以部队和机关迟迟未能行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日凌晨,侦察员又报,北面的敌人已经到了刘大瓮村,距大单只有七八里路。于是,地委、专署机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出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即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到了河堤向东一看,大批日军顺着河岸向西而来。因部队在交通沟内行走,敌人未发现,但想抢占鬲津河岸,穿越鬲津河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顺原路回到大单,改由大单至寺后杨、砥桥的交通沟到了鬲津河堤下,这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发现我军在交通沟内的行动,于是敌轻重武器一齐开火,许多干部战士当场牺牲或受伤。从这里也突围不成,我军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附近时,专署专员石景芳同志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石景芳对孙连长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鬼子、汉奸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狂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
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从鬼子第一道合围圈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遇到一片黑压压的第二层前来合围的鬼子和汉奸部队,这样我军就被敌前后夹击,内线的鬼子调过头来紧追不舍,外线正面上来的敌人堵住了去路,敌人子弹像飞蝗般扫过来,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地委、专署机关另一部分人员在地委书记杜子孚率领下,从王家柳林至崔达家村西的南北交通沟里向崔达家突围。刚到崔达家通往刘连庄的东西交通沟前,已提前隐蔽在沟里的日军突然开火,在交通沟里的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分身亡,地委书记杜子孚当场中弹牺牲。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身体紧贴着沟壁,慢慢挪动,在一个十字沟口冲了出去。
在四柳林地区,敌人四面重兵包围,石景芳专员等带领剩余的人被压缩在赵家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敌人嚎叫着冲上来,他们在开阔地的一个坟场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人都牺牲了。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家村南的一条道沟,在沟内边打边向东南方向冲,到达孙家营盘时,邸玉栋胳膊负伤,这时我军腹背受敌,形势紧迫。邸玉栋喊了声:“到了最后时刻了,与敌人拼啊!”率领同志们冲上去和敌人搏斗,最后都英勇牺牲了。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石景芳、杜子孚、邸玉栋等300余人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同时牺牲的还有原冀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翟晋阶及带领的部分干部、冀中参观团和冀中二十三团一营一部。20日上午,敌人从柳林、小单向东北方向撤走。
敌人走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周化南、高汉章、石青、林青等人和部分群众赶到现场,他们含泪辨认并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派人把战斗经过向上级党委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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