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发 [2018] 020748732号 移动版
中共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目前以资源大规模数量化投入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能完全有效支撑上述目标。为此,国家在顶层设计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不断强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没有真正实现将经济发展建立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质量并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通过质量实现国家强大,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理念,甚至有沦为空洞口号的风险。质量强国还没有真正确立为全社会共同践行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对这一理念缺乏认同,而在于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战略,还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路径设计。更突出的问题在于,目前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更多的是在强调强大质量本身,而没有真正论证清楚如何通过质量实现强大国家的目标,没有构建起通过质量实现国家强大的逻辑框架和具体政策,质量和强国之间还是“两张皮”的关系。因而,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建构质量与强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着力探讨实现这一逻辑的若干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和政策上更充分地证明质量可以强国,推动质量强国更快地从理念转化为战略。
任何一项战略的确立,最重要的是要在基本理论上证明这一战略的必要性,并对战略环境进行科学的评估,从而提出战略的目标和重点。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研究战略实施的主要内容、路径方法、具体手段和制度支撑。根据以上战略理论的一般性要求,本文需要从基本理论上论证质量强国战略的必要性,特别是要评估我国当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环境需求,进而确定质量强国战略的目标和重点;还要研究市场对质量的决定性作用,如何使市场成为实现质量强国的根本路径,包括市场如何真正实现企业主体的优质优价,消费者怎样成为决定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质量大数据如何减少市场交易中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等;在具体方法上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包括标准组织怎样成为拉动企业质量创新的重要力量,如何构建完善的质量中介服务体系等;最后,战略的实现还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包括作为“软制度”的质量诚信和作为“硬制度”的政府质量治理体系等。以上内容构成了质量强国的基本战略框架,见图1。
图1 质量强国战略框架
以上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构成了影响质量强国战略能否真正实现的10个重大问题,也是我国强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构成质量与强国内在逻辑关系的关键。以下,将主要展开研究质量强国战略的10个重大问题。
一、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质量在推动国家强大的各类要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强国,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国家拥有排名世界前列的GDP总量,尤其是人均GDP的水平。要提高GDP的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就需要各种发展要素的投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逐步递减的,而科技、知识、管理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Solow,1957)。在这些创新要素中,科技、教育和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科技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拥有的创新要素,教育和人才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长期性。无论是科技要素,还是教育和人才要素,最终都要表现为提高具体的产品、服务、环境和工程质量,质量要素更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就普遍性而言,即使一个企业不拥有先进的技术,依然可以通过较高的质量水平,生产通用、成熟的产品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就现实性而言,很多领域的质量管理和标准都非常成熟,一个普通员工也许不能掌握先进的技术,但却可以拥有熟练的质量技能,也同样可以创造出有较高收益的高质量产品。因而,在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中,质量是最具一般性的要素,也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综合体现。只要始终把握住质量这一根本要素,一个落后的国家就可以成为强国,国家的经济就可以持续性地增长。
质量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我国目前之所以还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的投入产出效率太低。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投入产出效率较为通用的指标,主要是指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不变时产出仍能增长的部分。据有关测算,中国2011年年底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值为0.37,而同期日本为0.71,德国为0.82,瑞士为0.94,①也就是说中国的投入产出效率只有发达国家的40%~5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单位能源所产出的国民收入为4美元,而德国和日本是9美元,瑞士是12美元。2012年年底中国的劳动力平均产出为10445美元,为同期德国的12.9%,日本的11.4%,美国的10.2%。②以上数据表明,不管从哪个维度来衡量,我国在投入产出效率上与世界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由于质量水平的偏低而导致产出不能实现更高的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所谓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是指用较低的投入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质量水平能够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在一个大部分产品都供过于求的市场中,产品的差异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质量水平的高低,即使是功能和技术相似的产品,由于消费者对质量体验的不一样,也会产生价格的差异。作为一个资源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国家,我国已经再没有能力靠大规模的投入获得增长,只能靠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才能获得发展,这种效率提高的基础就是做出同类产品中更高的质量。从资源要素总量的投入看待我国的发展,经济增长不可能有较高的速度,但是从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资源产出效率,依然还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之间的差异就是来自于质量水平的提高,只有走质量创新型的道路才能使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质量是世界强国成功的普遍性要素。世界强国崛起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质量是这些国家强大的普遍性要素。二战后的德国,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从一片废墟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回溯其发展的历程,其最为重要的秘诀就是质量。德国在电子、汽车、机械、化学等传统领域,拥有1130个“隐形冠军”③(Venohr & Meyer,2007),这些企业以其积累上百年的质量信誉占领全球市场,使得这些产业保持了持续的竞争能力和高价格,成为支撑德国出口增长的生力军。正是德国强大的产品质量所支撑的经济增长,使得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稳定器”,并能够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通过《工业标准化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戴明质量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实质性质量强国政策的实施,培育了一大批诸如丰田、三菱和索尼等质量一流的企业,促成了日本在战后近30年时间,其GDP和人均GDP年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10%,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经济滞涨,促使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生产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质量和生产要素利用率的不足所造成的。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政府决策者,以及企业高管、高校专家等通过一年的筹备和研究,于1983年专门召开了“白宫生产力会议”,明确提出质量对提升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并初步产生设立国家质量奖的设想。⑤随后,经过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企业家的不懈努力,1987年里根总统签署了马尔科夫·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法案,推出了作为全球三大质量评价体系之一的“卓越绩效”方法,质量开始被置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促使美国经济增长再次提速的重要因素。质量战略的实施对美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品通过质量的提升重返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前沿,整个9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7.28%,高出80年代1.32个百分点。⑥质量的提升扭转了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90代的年均增长为1.4%,高出80年代0.7个百分点。⑦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算,在2001年政府每投资1美元用以推广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就可以得到207美元的收益,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820。⑧通过这一轮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美国巩固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质量既是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些强国走向成功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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