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湖北疫后重振和“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湖北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新征程的重要五年，也是谱写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关键五年。5月30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湖北‘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省委政研室、省发改委、武汉大学联合主办，以“现场会议+云端会议”形式进行，是今年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的第一场。来自省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推动湖北疫后重振、推动湖北“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深入研讨和交流。本报现刊发部分发言摘要。

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找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靠政府跟市场的共同努力，将其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找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使其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这些要素的生产成本处于最低水平。

这样一个产业转型升级过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有效的市场。因为要靠市场竞争，才能形成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价格体系，从而引导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二是需要有为政府。要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还要改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单纯依靠市场和企业是难以自发解决的，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帮助企业解决。所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要高质量发展，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结合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让这两只手都发挥作用。

产业升级从纵向可划分为五大类：一是领先型产业，如湖北的钢铁、计算机产业等，这类产业需要研发基础，要转型升级就必须加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二是追赶型产业，如汽车产业等，可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买进包含更高技术的设备、买专利来提升技术水平、招商引资等实现转型升级；三是转进型产业，如湖北的纺织业，需要做品牌、产品设计、新技术开发、营销，让生产加工转移到湖北，从生产纺织品转为生产纺织设备；四是弯道超车型产业，如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业态，其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武汉人力资本优势明显，可与发达省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五是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产品研发周期长，投入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高，发展需要财政补贴。地方必须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好的职业教育环境，让这些科学家企业家能够安家落户。

以上五种产业是从纵向来划分，从横向角度看，我们也应该用一些新的技术，尤其是平台技术等来改造这五大产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会影响每一种类型的产业，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嫁接五大产业，进一步提高生产的效率、供应链的效率，扩大市场的范围，同时改进市场营销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这五大产业的竞争力。

推动湖北成为改革开放创新的高地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

“十三五”以前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导向，那么“十四五”期间将是以真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为目标导向。湖北应关注“十四五”阶段我国会出现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与湖北经济重振息息相关。

第一，经济增长将进入中速平台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和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创新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势会更加明显。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第三，城乡协调发展充满机遇和挑战。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会进一步提升，但是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以及区域分化的风险也会加大，协调发展可能会面临一些机遇，同时也有新的挑战。第四，备受关注的绿色发展会上一个新台阶。环境质量将进入持续的改善期，绿色发展将迈上新台阶。第五，劳动力市场结构可能会出现新特点和新矛盾。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加复杂，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

基于以上特征，湖北经济发展应在短期内努力成为政策洼地，中长期成为改革开放创新高地。其中改革、开放、创新三者相互关联。在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全面对标高水平市场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改革的内容。应以长江新区建设为抓手，把长江新区打造成为一个内陆地区或者湖北省改革开放创新的示范区或者试验区，着重关注营商环境、创造与新经济相关的条件，进行改革创新。在开放方面，开放程度不足是湖北的一个短板，应对标国内高水平开放区域补短板，支持湖北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试验区，不仅仅是补齐物理硬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而且还要补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因素的不足。在创新上，按照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按照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配置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有意识地解决产业链或者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短板；要创新资源、创新能力，从已有的优势出发来布局相关的产业。湖北有强大的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本作为基础，按照产业链创新的思维，湖北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在产业链创新上可以大有作为。

湖北应站在新时代改革开放最前沿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振兴湖北经济，首先要辩证、全面、有前瞻性地认识湖北经济重振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湖北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立足疫后湖北新起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四五”时期，湖北要打好“三个攻坚战”，一是打好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战役，建立专业化、法治化、规范化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二是要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战役，建立疫苗、药品、器具等科学防疫抗疫保障体系；三是要打好医药产业支撑战役，优先发展医药、健康、人工智能三大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作贡献。湖北位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中心，拥有扩大内需的潜力。在“十四五”期间，如何着力打通湖北和周边地区、湖北和全国、湖北和东亚生产网络、湖北和世界各地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会是主要问题。湖北地处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位置，在“十四五”时期，要大力推动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的自由和数据的跨境便捷流动，创造一个更加开放高效的环境。

推动武汉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武汉要服务国家战略，履行国家使命，担当国家责任。解决好科学技术创新进步的动力问题，从体制机制和创新效率上化解科技脱钩的风险。解决好规则规制管理和法制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从优化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开放环境入手，化解规则脱钩的风险。解决好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与全球高端体系对接，并解决创新驱动的动力问题。

打造中部内陆双向开放，内外循环的新高地。湖北是最有条件做双向开放、内外循环的先行示范区的。从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向发展开放型经济；从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双轮驱动；从制造业开放转向推动服务业和数字经济开放；从对外开放转向内外双向开放；从对西方开放转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向东部沿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到向中部内陆地区扩大开放；从海关特殊监管区、中保区转向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汉、湖北、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都市区，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都处于中心位置，应当成为国家推动双向开放、内外循环的新时代的战略支点。

用好金融活水增强发展势头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教授

疫情的冲击对宏观产业区域发展带来很多影响，会加速一些转型，同时也暴露一些短板，要思考用金融工具的手段来提升整个供应链产业链的抗风险和自我修复能力。

一是运用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评估湖北在中国和全球的不同工业产业链中的相对位置，评估这一次受冲击的不同程度、可替代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数据信息方面的支持来提升我们所在的供应链的自我修复能力。

二是促进线上资源和线下金融资源之间的对接。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怎样促进线上资源和线下金融资源之间的对接；怎样促进不同类型的大中型金融机构和新兴的依托互联网的金融机构，基于他们的各自比较优势去与市场主体对接，特别是明确定位各自要服务哪一部分市场主体，对现有的金融机构没有覆盖到的那一部分市场主体，怎样让他们和现有的这些金融机构网络建立金融联系，以便有下一步发展金融支持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要思考解决。要促进不同类型的大中型金融机构和新兴的依托互联网的机构，更加精准地将资源投放到真正需要的市场主体。

三是要根据整个湖北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求，大规模大力度调整当前相对传统封闭的金融体系和融资结构。生物科技、智能城市、数字数据的产业化现在比较热门，不仅是湖北和武汉想做，全国很多城市都想做，全世界很多城市也都想做，最后的竞争除了看营商环境、基础资源之外，金融资源能不能跟得上，也是一个关键。总体来说，这些项目和产业真正要到落地的时候，需要金融资源相应去配置、配合和支持。这相应地就要求整个融资结构、金融机构的构成，包括商业模式要做非常大的调整，根据这些新经济的需求来作出创新。

四是围绕内需区域市场发展，建立支持城市群建设的融资体系。中国的城市化在“十四五”阶段将进入一个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的阶段，湖北的部署可能要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格局，强化湖北和武汉的辐射力，发挥这种协同效应。围绕内需区域市场的发展，构建一个以武汉为枢纽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城市群，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巨大内需市场的一个都市圈，提升它的枢纽地位，这可能是决定湖北下一步在全国和包括整个亚洲地区提升自身影响力、发展前景、释放潜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代价换重塑 用现在争未来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湖北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为疫情防控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振湖北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方面，要清醒认识重振湖北经济所处的复杂环境，要把面临的困难设想得更严重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在一般考量和测算的水平上再强化一、二个等级，把应对困难、化解危困的举措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一、二个层次，要抓住当前和“十四五”时期，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进行奋斗。

另一方面，湖北重振经济应放宽视野、面向未来，以超常的力度和技巧抓好一些关键举措和重点工作。湖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不怕难、不服输，勇于吃苦、富有智慧，且具有越挫越勇的思想素质和绝地奋起、背水搏击的战斗精神。湖北各类资源要素丰富，经济潜能巨大，但面对严峻的环境和繁重的任务，重振湖北经济，要提高站位、放宽视野，走出就事论事、只重当前的思维框框，，确立“以代价换重塑、用现在争未来”的思想意识，借克服疫情冲击之机，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重新谋划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思路，大胆摒弃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乘势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经济，以眼前牺牲换取未来的先行跨越与强劲发展，真正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当前和“十四五”时期，应围绕如下三个方面着力实施一些关键举措。在优化软环境方面，应强化宣传引导，以“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姿态待人处事、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的情感招商引资；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治理模式，特别是创新城管、社管、村管模式，更好地处理优化营商环境与增强社会活力的关系，最大限度降低创业门槛与负担；以诚、信、公、实、便、稳为指向，使投资经营者热心、放心、舒心、痴心地在湖北各地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在加强硬措施上，在实施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保底线”措施和减免税费、发放适当规模的配比型消费券等应急措施的基础上，要基于远近结合推出一些重要的改革发展举措。在争取强力支持上，中央已研究确定了支持湖北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湖北应把握好这个机遇，把重点放到争取那些能够推动湖北实现长远发展和持续获利的战略性、机制性举措上来。

以制度优化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地区发展，短期靠项目，中期靠政策，长期靠环境。”在项目上，党中央、全国各地、国有企业等正从不同方面对湖北提供支持和帮助。在政策上，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显示了党中央对湖北地区的关怀和重视。从内生动力来讲，湖北经济的振兴和长期发展还要靠自身的造血机制和环境建设。改善营商环境的背后是改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环境。

振兴湖北经济需要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当前湖北改善营商环境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湖北营商环境面临的主要短板体现在：“放管服”改革落地不够，民营企业税负偏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民营企业创新激励动力匮乏等。改善营商环境，既靠政策，更靠改善制度环境的改革，改善以上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包容性基础性经济制度来提高效率，激发创新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改革促发展，这条成就了中国40年经济奇迹的重要经验同样也适合湖北。

多管齐下改善营商制度环境振兴湖北经济。总的原则就是，要把握竞争政策基础性、根本性和产业政策短期性、补充性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将全面实施竞争中性政策作为改善营商环境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建立包容性、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落实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强化竞争中性原则。这一原则，在5月18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得到了体现，就是为了解决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实现突破创新。必须狠抓政府执行力建设，避免文件空转，把“放管服”改革和湖北《关于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落到实处；必须用好用足中央一揽子政策，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放水养鱼，以财政上的减税降费真金白银，为民营企业减负；必须创新拓展融资渠道，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真正做到利率市场化，实现风险定价，提供更为公平、务实的金融支持，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深化体制改革助力经济重振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与沿海省份经济差距的拉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的滞后。沿海地区先行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改革的先行。正确在湖北设立高质量与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为“十四五”发展推动体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以武汉为中心城市打造中部都市圈。它不仅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省城市群，而且是以武汉为中心城市的国家中部都市圈。理由是，此次疫情充分反映出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缺陷，即沿海和内地的要素错配；“十四五”期间城市化模式本身会发生重大变化，要素的流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现在已经从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中单向地从乡村到城市转向城乡之间的要素互动；城市化模式的变化，由当前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转向以经济、区位为主的城市化布局。可以打造以武汉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省外连接周边的郑州、长沙等城市,省内大城市连接中小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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