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2)
315发 [2020] 091393072号 移动版
协商为保障村民平等参与扶贫事务提供了制度平台，而村民愿意参与既源于涉及切身利益，也源于其对村庄扶贫工作的影响力，通过参与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及时传递给决策制定者或执行者，减少决策的失误或执行的偏差。但在实际情况中，民主评议在退贫机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普通群众在贫困户退贫甄别中参与度不足，不少普通農户对参与退贫评议有积极性，但贫困管理者对普通农户意见采纳却相对较少。由于评议机制的缺失，极易造成普通农户对贫困户退贫产生质疑，部分普通农户认为自家的条件还比不上某些贫困户，认为某些贫困户应该退贫。但这些质疑声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交流渠道，进而导致贫困退出工作在农民群众中并未获得足够支持。根据调查了解到，徐家村普通农户中72.4%的被调查者没有参与退贫评议（参见表2）。
五、结论与建议
目前，由于弄虚作假套取扶贫资金现象的少量存在，导致群众对干部存在猜忌与质疑，不安全感与焦虑感成为农村无法否认的集体情绪和集体焦虑（李禄胜，2017）。扶贫政策滋生了新的利益述求群体，扶贫资源分配又将触碰农村社会固有格局，干群之间、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无论是
贫困户还是普通农户，对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都存在一些不满，而作为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村委干部极易成为这些矛盾的发泄口。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当前乡村确实较为普遍。村干部作为基层政策实施者，在扶贫动态管理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农户的发展变化，需要依靠村委干部作为具体观察者，村委干部对某家农户的情况陈述在村民大会上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因此，如果某贫困户与村委干部走动比较多，村委干部对其情况自然更为了解，在退贫的时候，该贫困户可能会更加“安全”；相反的，如果某贫困户与村委干部平时联络较少，村委干部对其了解不够全面，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误判。根据我们的调查，部分农村权势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干扰村级组织工作，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农村地区“人情保”“关系保”长期存在。
扶贫资金分配涉及农村财富的重新分配问题，最易引起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客观公平的贫困退出机制是化解矛盾的重要前提（赵斌 等，2015）。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当选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贫困户想要维护既得利益，因此普遍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特别是在生产经营中得到较为持续的关注，可以随时反映新问题，得到及时帮助；普通农户也想获得资源（财富）分配的机会，普遍希望畅通贫困进出通道。因此，普通农户更加关注扶贫的公平性，在普通农户看来，发展条件较为成熟的贫困户，特别是生产生活水平已经与普通农户相当的贫困户，应该及时退出贫困序列，而不是等待一年一次甚至更长时间的退贫筛选，以此体公平性与普惠性，减少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杜毅 等，2015）。
1.规范扶贫动态管理，建立科学的贫困退出机制
我国扶贫政策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贫困户可以享受到诸如贴息贷款、房屋改造等实惠的政策越来越多，而贫困户指标变得越来越紧俏，贫困户的进出也变得越来越受关注。因此，要提高贫困退出效率，改进滞后的阶段式评测，增强贫困人口进出灵活性，让脆弱人群在陷入贫困的时候可以得到及时关注和帮助。
第一，加大对扶贫动态管理投入。我国贫困人口具有分布广、人员散的特点，要想及时知晓贫困群众的最新动态，需要充足的人力物力以及更为科学有效的观测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依靠村委会或社区政府作为扶贫动态管理主体，力量较为薄弱，难以大幅提高管理工作效率。要想切实提高扶贫动态管理水平，可以采取聘用等方式增添有生力量，让更多工作人员参与到贫困群众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来，，让工作人员与更多贫困户进行对接，真正做到精准化管理（邓维杰，2014）。
第二，强化对贫困户的脱贫动态管理。改变过去以年末或年中为时间节点的阶段性测评方式，提高动态管理频率，针对贫困户日常生产生活状况给予更具连贯性的监测，以便及时发现各类倾向性问题或变化，快速反映贫困户的实时情况，为贫困退出工作提供更加及时的数据资料。如部分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孩子在上半年可能已经毕业或是就业，部分需要危房改造的贫困户房屋已经修葺完毕，部分需要产业帮扶的贫困户已经找到了致富途径，这些情况都需要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并迅速反馈，以便贫困退出机制做出相应行动，及时优化调整扶贫资源配置。
第三，充实贫困退出的评价指标。“两不愁、三保障”是党中央对贫困退出标准的精准概括，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却囊括了贫困人口的吃穿住行和生产发展，为贫困退出工作指明了方向且提供了参考依据。因此，对贫困退出指标体系的构建也要紧紧围绕这六个字展开，我们不仅要关注贫困群众的收入变化，更要加强对贫困群众其他状况的观测，包括住房改善、疾病治疗、生产经营、子女教育、养老保障、家庭支出等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方方面面，用更加全面的指标体系反映出贫困人口的真实情况（Thorbecke et al，2005）。
第四，建立和完善群众评议机制。村民评议机制的缺失，导致贫困户与普通农户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有些贫困户虽然获得了一些扶贫资源，但是由于基础条件较差，家庭条件仍然十分贫困，生产发展依然较为缓慢。而部分一般农户由于不太了解贫困户的真实情况，看到政府经常对他们进行慰问关怀、发钱发物，容易产生一些对立情绪，甚至认为不少贫困户都是通过走后门、拉关系获得的。因此，加强村内民主协商，增进普通农户与贫困户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化解农户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要为村民参与退贫评议协商提供制度平台，使每个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让家家户户都知晓且积极参与退贫讨论，哪些贫困家庭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哪些贫困家庭仍然没有起色，都可以从群众的声音中获得参考依据。同时，还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教育。部分农村干部思想较为僵化，喜欢凭经验办事，要改进农村基层干部的办事作风，让村干部的思想切实由管理向服务转变，鼓励他们更多地听取民意。
第五，构建公平公正的贫困退出评估机制。扶贫工作不能是政府 “自说自话”，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对贫困退出工作进行有效的监测评估。构建科学有效的贫困退出评估指标体系，政府接受评估机构以及群众的监督，对扶贫对象进入与退出进行科学、有效、公正的监测评估（陈辉 等，2016）。
2.構建和完善正向激励机制，保证“苦干实干先摘帽”的不吃亏
一方面，用正向激励消除扶贫对象的后顾之忧。为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对已脱贫的贫困户，在攻坚期内继续给予政策扶持，避免出现“刚脱贫、又返贫”现象；对已脱贫的贫困村和贫困县，在攻坚期内原有扶贫政策不变，扶持力度不减，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同时，完善脱贫摘帽正向激励措施，对提前摘帽的贫困县（户），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保证“苦干实干先摘帽”的不吃亏，对脱贫不主动不积极的贫困县则逐步给予政策约束。用正向激励的办法激励扶贫对象、扶贫干部主动退、积极退，增强他们主动退贫意识，扭转以往“扶贫干部不敢退、贫困群众不主动退”的局面。
另一方面，切实做好“扶上马送一程”。建立对退贫人口的跟踪监测机制，及时掌握其生产生活状况，并根据动态监测情况，适当给予贫困退出人口在建档立卡期间所享受的扶贫政策。贫困群众在建档立卡期间会集中获得来自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脱贫以后难免会与之前的帮扶力度有一定落差。如果之前享受到的各项政策待遇被突然拿走或是扶持力度骤然减弱，很有可能会打击脱贫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既不利于脱贫群众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脱贫质量，还有可能让贫困群众对退贫产生抗拒心理。
同时，也要建立和落实惩罚机制。扶贫工作不能只奖不罚，不能让某些戴贫困帽子的地方政府非但没有耻辱感，反倒生长荣誉感，对在扶贫方面一直不作为的“懒政行为”坚决惩处。部分村级组织对扶贫对象的退贫自作主张，既不公开也很少公示，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纯粹是“数字脱贫”，则应对上级乡镇政府进行处罚，乡镇做得不好就处罚县（市）政府，让上级政府对下级部门的行为负责，实行倒逼机制。对退贫不主动的扶贫对象也要适当进行约束，遏制“等靠要”思想的滋生，树立扶贫对象自力更生的脱贫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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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anagem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ntradiction in Poverty Quitting and Their Solution
—Survey Analysis Based on Poor Households and General Farmer
Households in Xujia Village of Hubei Province
LIU Sike
（Institute for Finance and Trade，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ubei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With accuracy poverty alleviation entering serious stage， Chinas poverty populations poverty removal is accelerated， as a result， relative static poverty alleviation management mode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of current poverty quitting work. The field survey on Xujia Village of Hubei Province shows that the attitude of poor households and general households towards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similarity but also has difference， the poor households hope that dynamic management should be more overall but the general households hope that the pass in and out of poverty should be more smoothed. Presently both believe that the dynamic mana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quitting mechanism are not perfected， that the mechanism in and out of poverty is not flexible， that dynamic monitoring indicator is simple and so on. The poor households believe that the dynamic monitoring is not overall， which causes that their poverty can not get help in time. The general households believe that poverty quitting mechanism is not flexible， once becoming the poor households， the resourc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owned for a long time， new poor groups are difficult to get in. In order to neutralize social contradiction，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allround wellbeing society， China should enhance the dynamic management， gradually construct the poverty quitting mechanism with standard and highefficiency， stick to positive encouragement， strengthen responsibility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let poverty quitting be tested by society and by time.
Key words： poverty quitting； dynamic mana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or household； general farmer household； the objec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ccuracy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distinguishing；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CLC number：C913.7；F328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6748131（2017）04007409
（編辑：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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