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报告》一文梳理国有企业家走过的40年改革史(2)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曾举例说，计划经济时代，沈阳有两座厂相邻，一家生产铜，一家生产变压器。变压器厂需要铜，但却不能从隔壁拿，要向一机部打报告。同样的，冶炼厂的铜去向何处，要由冶金部说了算。“一进一出，不仅耽误的时间长，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

　　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国有企业家逐步拿回了一些自主权。

　　1979年，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被列入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此之前，首钢总经理周冠五虽然管理着20万人，但是改造一个厕所都要上级批准。因此他主动请缨，争取到了这次试点机会，并交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单。

　　1981年，周冠五进一步提出了“利润包干”的改革方案，即完成利润指标后，超额利润自主分配，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很快，有人比他走的更远。

　　1983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锦华受命牵头组建了中国石化。陈锦华坚持穿新鞋走新路，提出“四定、四保、四包”，主导企业自行集资、融资，争取到了更大的自主空间。

　　更多的企业还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国有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

　　写信的人不会想到，这封信即将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讨论，留下了一段改革佳话。

　　几乎同时，石家庄造纸厂举行承包签字仪式，马胜利正式成为中国国企承包第一人。1985年，造纸厂实现利税280万元，比1984年翻了一番。承包第四年，利润较1984年增长了21.9倍。备受鼓舞的马胜利开始面向全国搞大范围承包。

　　大讨论和先行者合力作用下，更多企业选择了承包制的道路。至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比例达到78%。

　　1984年注定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年份。

　　同样是这一年，因为大胆推行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步鑫生名声大噪。据统计，除了国家领导人，当时步鑫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次数，仅次于雷锋。

　　步鑫生的浙江同乡冯根生，在企业实行了干部聘任制、员工劳动合同制。如今看似平淡的举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冯根生也因此被称为改革“出头鸟”。

　　深居内地的许继集团总经理王纪年，也在企业对人事、劳动、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后来成为了国企改革的破三铁标杆。

　　1984年，刚刚上任的张瑞敏把工厂的牌子换成“青岛电冰箱总厂”，几个月后，他抡起锤头，砸掉了76台质量不合格的电冰箱，并一举成名。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重视质量的意识，开始在国有企业中逐渐深入人心。

　　一些仍旧躲在计划体制堡垒中的国有企业，仍旧感受不到市场风雨，尚且没有意识到张瑞敏举动的意义所在。

　　这方面的典型，是号称“共和国钢铁长子”的鞍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鞍钢生产钢材仍旧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生产的汽车板飞边卷沿，“连麻雀都不愿意往上面落，因为怕夹脚。”

　　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乡镇企业逐渐成长壮大，一些产品不如人、服务不如人的国企逐渐被市场抛弃。一些企业苦苦支撑，一些企业倒了下去。

　　1986年8月3日，连续10年亏损、外债累累的沈阳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事实上推动了破产法的出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马胜利、步鑫生等改革明星和他们的企业已经黯淡无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荣毅仁、王光英分别创办了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为中国打开了两扇对外窗口。吸引海外资本，借鉴企业管理经验，使得这两家白手起家的企业很快就在国际上具有了较强的影响力。

　　张瑞敏领导的海尔声名鹊起，捧回了“国家质量管理奖”。

　　倪润峰领导下的长虹从一家军工厂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彩电企业。

　　冯根生带领下的中药二厂，开始“穷得一袋水泥都要向兄弟厂家借”，1988年销售额猛增到1.7亿元，跃居全国中药企业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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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浪淘金，时光将托举这些企业迎接新的改革风潮。

　　产权改革与抓大放小

　　习惯上，人们把1993年提出的“国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个分水岭，用于区别前边十多年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第一阶段改革。由此到2002年，一般被称为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时期。

　　但实际上，国企人对产权改革的思考，要更早一些。

　　1984年，已有多家国企发行了股票。其中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因为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国际友人而名声大噪。

　　到了1990年，由尉文渊等人负责筹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尉文渊甚至激动地在现场晕倒。同期，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先开市。

　　不过，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支持大家向产权改革领域探索，那时多数人以为，只要政府放了权，企业就能“一包灵”。

　　不过，荣毅仁在1987年就意识到，“企业不同于农业，企业搞承包制和过去的包工头制没有什么两样……弄不好会变成国家拿小利，个人拿大利。”

　　随着周冠五、马胜利、步鑫生等几位改革明星先后遇挫，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承包制只是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管理方式的进步与改良，并没有解决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1994年11月，国务院选择100家国有企业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宋志平任厂长的北新建材名列其中。

　　当时，竞争对手把擂台摆在了大门口，北新建材资金链近乎断裂，企业发展困难重重。为了彻底解决资金压力，更为了引入市场机制，宋志平带领北新建材上市，敲响了深交所的锣声。

　　直到今天，宋志平仍旧认为，正是这次上市，让北新建材根本上实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也迫使企业真正地走进市场，拥有了活力，成为了风浪中的幸存者，并逐渐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

　　同样的试点还有新兴铸管。百户试点也赋予了新兴铸管市场化、规范化的基因，使得其从山沟中一家小钢厂，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铸管企业，大量替代进口的产品被誉为民族管、志气管。

　　多年后，新兴际华(前身为新兴铸管)，以及北新建材所在的中国建材，先后成为国资委最早的一批规范化董事会试点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融入企业发展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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